司马迁是个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是个庞大的存在，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的伟业，他空前绝后的文采，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旷世屈辱，既让人景仰、诚服和击节赞叹，又让人心生悲悯。如何穿越上千年的时光走进他所处的时代，走进他宽广、博大而又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对任何一个学者，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司马迁在忍受奇耻大辱之后仍然想着端正历史，写司马迁，同样也必须端正态度。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痛疼和重量，直至把中国文人那点可怜的自尊逼入墙角，这是首先要确立的。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免去繁杂、琐碎，不能免去阴暗和艰涩。要大气、苍劲，紧追生命的主题，身怀真正的悲愤，勇于充当历史和文学的殉道者；同时又要游刃于悲怆与低语之间，若壮士那般啸风泣雨，弹铗而歌。面对血迹斑斑的摧残，心狠不起来，或狠得过度，都不可取。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这种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为完成那部像泰山那样沉重的《史记》，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屈辱。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己认为他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司马迂的任务留给他的孙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件礼物。在作品中，既可读出了司马迁的巨大天才和伟岸人格，更读出了作者的寄托。尽管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挑剔之处，如写得太实、太满、太露，笔无藏锋，抒情、议论都缺乏必要的控制等，但它却是充满激情的，有着脉息的搏动和生命的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