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至30年代初民国前期改界的纷争，政权更迭，新旧军阀混战以及蒋介石在民国党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于了解民国前期政界往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最精彩的一段莫过于民国了。武昌起义莫名其妙胜利，全国各地立宪派、革命党、帮会乘机举事，十几个省迅速独立。尚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得知国内革命成功、各界殷勤推举自己当临时大总统，颇为意外：“不可思议，没想如此迅速！”等孙先生回国，云集南京的各派代表多数想的并不是如何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在考虑改朝换代后能否加官进爵。更有谣言纷纷，说孙在海外多年，募集了巨额经费。孙苦笑不得，只得宣称“本人一文不名，带回的仅是革命精神”。精神能当饭吃么，精神能当军饷么？精神能封赏“功臣”么？松散的南方顿时寄希望于执掌北洋军团的袁世凯。不管定都南京北京，“临时政府”的构建也相当怪异。宋教仁提出“责任内阁”被孙中山否定，后者主张实行美国似的总统制，确保元首权威便于除旧革新；等孙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临时议院匆忙翻出宋的议案，通过《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必须是法国式的内阁制！”也就是说，同盟会认为孙中山的人品可信，不会乱用权力；袁世凯则不可信，必须以责任内阁加以限制。可是谁都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立国之本如此草率，又怎能让老奸巨猾的袁心服？遑论北洋集团的赳赳武夫们？既然同盟会能操纵议会将法律条文随便更改，其他人为何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