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在其内在的精神上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法布尔的自然科学著作《昆虫记》同时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和科学之间有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我们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炮击而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厉害”时，我们几乎是一次性地将文学艺术同科学技术分别开来。在那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文化中也有科学技术，也有“物质文明”，但我们有伦理道德，有诗歌绘画，有“精神文明”。而西方“长”的是科学技术，是“物质文明”。这两个东西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现当代的教育和现当代社会的分工把我们这种观念更形强化起来，凝固起来，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永远存在着科学技术同文学艺术之间的一道鸿沟。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文化中并不是没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除了那些零散专门的科学技术著作之外，我们中国古代诗人也有许多细致的自然观察，但被我们尊为圣贤的古代思想家关心的更是治国之术，关心的更是以尊君孝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为此目的他们在人与禽之间、人与物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使我们诗人的自然观察仅仅停留在直观的印象之上，并无意地不断完善对自然世界的认识，所有的自然观察只是浅尝辄止，上升不到更高的理性认识的层次。这种倾向对我们文学艺术的发展也不是没有影响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压抑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那些观念同时也压抑着我们文学艺术发展的东西。与此同时，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仰赖文学艺术自身，又在多大程度上仰赖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是无法明确划分的。没有对人、对人类社会、对人心理的、思想的、情感情绪的科学的了解，能有西方近现代小说、戏剧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吗？总之，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在其内在的精神上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但是，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形成了彼此严重对立的感觉。而法布尔的《昆虫记》则是一个特例，几乎只有它才兼具了严格的自然性质和文学艺术性质这两重特征。它是一个特例，但这个特例却可以把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学的联系异常鲜明地表现出来。法布尔的《昆虫记》作为一部杰出的艺术散文，它的艺术性与作为一部杰出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科学性实际上是同生共存、融为一体的。它的科学性表现为对昆虫生活方式、本能习性的几乎是超细致的观察，而这种超细致的精确观察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它的超细致精确的艺术描写，这是任何一个专门的艺术家也无法达到的。细致而又精确就是一种美，就是一种理趣，因为只有较之前人更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才能发现常人所无法发现的东西，才能够出人意表，给读者一种惊异，一种感动。在这里，法布尔对于昆虫世界的描写有巴尔扎克对于法国社会的描写那种超细致性和超精确性，科学的细致性和精确性在他们这里都同时构成了艺术上的美感。真与美在这样一个境界中是统一的。科学原本是由已知求未知的过程，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这种科学求知的动态过程同时也表现为艺术散文的情节因素，它随着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过程而逶迤伸展，随着真实的研究过程而或滞或流，或缓或急。这就有了情节，有了情节的美感。科学家领着我们从昆虫世界的外层空间逐渐深入到它的内部空间之中去，这里有许多我们常人所未曾看到过的情境，未曾发现过的过程。它艺术上的新鲜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科学上的发现不是直接告诉我们的。我们同科学家一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起体验了发现的乐趣。在中国现代，有“科学”和“文艺”之分；在中国古代，有“理趣”和“情趣”之分。而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科学”也是“文艺”，“文艺”也是“科学”；“理趣”也是“情趣”，“情趣”也是“理趣”，二者达到了完美的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