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案》的题材，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包拯，历史上实有其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包公形象不断被丰富、被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清官形象。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重压下生活的民众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帝王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既陌生又遥远的，因此，清官、贤臣便成为百姓理想的寄托，并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成为主角。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包公案》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像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传》中也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另外，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加以甄别。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囿于才识浅薄，学力不逮，校点中难免疏漏舛误之处，诚望方家及热心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时订正，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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